坟冢之上

换来的只有越来越不耐烦的白眼和冰冷的“按政策办”。他去找镇上信访办，

坐在硬邦邦的长椅上等了大半天，接待他的干部翻着文件，打着官腔，

最终也只是把皮球踢回村里。他甚至想过去找儿子王强，那个在省城送外卖的儿子。

他哆嗦着手指，在村头小卖部那部油腻的公用电话上，一遍遍按下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。

听筒里永远是那个机械的女声：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……”有一次，

似乎接通了短暂的半秒，他刚嘶哑地喊出“强子……”，

听筒里隐约传来一声模糊的婴儿啼哭和一个女人不耐烦的催促“快点呀！”，

紧接着就是一片忙音。最后一点微弱的希望也熄灭了。世界那么大，

却找不到一条能让他祖父安息的缝隙。他只能回到那片即将消失的坟地，坐在祖父的坟头，

对着冰冷的黄土，一遍遍诉说。说推土机的轰鸣越来越近了，说赵有田的嘴脸多么可憎，

说儿子电话里的忙音多么刺耳。有时说着说着，浑浊的泪水就无声地滚落下来，

砸在干裂的坟土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，旋即又被烈日烤干。

坟头的野草似乎也感知到了末日的临近，枯黄得更快了。迁坟的日子，终究还是来了。

日历上那个被王福根用木炭狠狠划了无数个叉的日子，像一个狰狞的鬼脸，狞笑着逼近。

那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，空气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
几辆沾满泥泞的面包车和一台小型的黄色挖掘机，像一群不祥的秃鹫，早早停在了坟地边缘。

赵有田穿着簇新的夹克衫，挺着肚子，站在人群前面，指挥若定。几个村里临时雇来的劳力，

穿着旧工装，扛着铁锹、镐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有干活前的麻木和一丝对晦气事的避讳。

还有两个穿着深蓝色工装、戴着口罩的人，拎着几个大编织袋，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，

他们是专门来处理骨殖的。王福根是最后一个到的。他拄着一根新削的、更粗壮的树枝，

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坡。那条瘸腿似乎比平时更沉了，每一步都像踩在烧红的炭火上...